《南燕北鷹》帶出的四十年情誼

     陳賢慶

       (序)

201112月間,我到了一趟香港,會見從上海飛來香港旅游探親的妹妹和妹夫。期間,會見了一些朋友,包括旅港的張穗強先生夫婦。在相聚和交談中,張先生提到,準備最近出版一部個人的文集,希望我提供一篇文章及若干舊照片。

我與張先生是數十年的朋友,他的要求,我是很應該滿足的。更何況,寫寫我以及我們兄妹與張穗強先生的認識與交往經過,也是很有意義的事。

     (一)

說張先生與我是數十年的朋友,這話一點不假。上世紀的六十年代中,即1966年,正值青春年少、讀著高中二年級的我,遇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鄉運動”。196811月,我與無數的同學一起,從廣州遠徙到了雷州半島的某農場。在農場的某生產隊,我認識了同是廣州知青的張穗芬。穗芬在1966年時還只是華師附中初一級學生,到農場時不過16歲。而當我調到與她同一個生產隊并認識她時,她也不過20歲出頭。她是一位很漂亮的女孩,由于父母都是大學教師,屬于“反動學術權威”,盡管很聽話,也很努力工作,但她依然沒有得到農場重視,只能當一名普通的割膠工。1971年,有一天生產隊里來了一位“帥哥”,原來是穗芬的哥哥張穗強。穗強也是廣州知青,遠赴海南農場。這次是回廣州探親順路到雷州農場探望妹妹的。

當年,我在農場,于艱苦的勞動之余,也喜歡寫寫東西,如詩歌、小說、電影文學劇本等,聊作治療精神空虛而已。穗強也是一位文學青年,我倆便有了共同語言。之后,對文學的共同愛好,如同一座橋,架設在雷州與海南之間,將我們緊密相連。由于我們的相識相交,也使穗強認識了我的也在海南某農場當知青的妹妹陳賢芳、以及還得知她的男朋友裴海榮是上海知青,下鄉在黑龍江。

1976年初,妹妹說準備到上海辦理登記結婚。一對新人分別從黑龍江和海南島的農場聚集于上海男家,計劃一年后,妹妹將遠調北大荒農場。放在現在,遠嫁千里萬里都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在當年,在“上山下鄉”的艱苦日子里,一般知青都是想盡辦法爭取回城的,何況,1976年時,廣東已初現知青“返城潮”,就說穗強,也能夠返回廣州讀書。就在這個大背景之下,妹妹還要遠嫁令廣東人聞之色變的黑龍江北大荒,的確是一件令家人包括我都覺得很不妥的事。

其時,我仍在雷州半島的農場里,從事著繁重的體力勞動。因家庭“歷史問題”,似乎返城的希望亦遙遙無期。那時,每月的工資只得三十四元,妹妹要出嫁,實在也送不出什么象樣的禮物,由于文人的“小資情調”多一點,于是,那年的2月間,嘗試著寫了一首長篇敘事抒情詩,題為《南燕北鷹》,作為給妹妹的新婚賀禮而寄給她。

那首8000多行的長詩寄到了妹妹那里,引起了同一農場中的文學青年們的熱議,批評的多,贊揚的少!所謂的批評,并非主要在藝術性方面,而是在思想性方面。當年是思想禁錮的時代,只能學毛的思想,還要“狠斗私字一閃念”,將自己的真實思想感情記錄在文字上,是最最愚蠢的做法,甚至是在自掘墳墓!但是,有著文學愛好的我,要做到封閉頭腦中的思想,拋棄手中的筆,是十分痛苦的事!幸而,我發現,舊體詩詞,有著古雅的特點,一般人不易看懂,所以,在勞動之余,我也學著寫些舊體詩詞,雖然當時并不很熟悉詩詞的格律,但是,憑著學生時代讀過的一點唐詩宋詞作底子,也似乎象那么回事。我雖常自喻為“民國遺少”,但畢竟是長在新社會的紅旗下,所喜愛的,當然不僅是舊體詩詞。學生時代,也讀過一點普希金、惠特曼、泰戈爾、馬雅可夫斯基等,所以,在學寫舊體詩詞的同時,也忍不住要寫些新體詩歌。除了常見的四行一節的較整齊的“新體格律詩”外,我還特別對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梯詩”感興趣,這種句子長短不一的詩歌形式,構成了一種建筑美。就是以這種“階梯詩”的形式,我寫了長篇敘事抒情詩《理想之歌》,還有就是《南燕北鷹》。

在文革那個思想混亂的年代,真的把青年人包括我害苦了!既寫新體詩,還要給別人看,吹捧“領袖”“思想”“路線”,心有不甘;但不歌頌那個人妖混雜的時代,又肯定不行;因此,《理想之歌》也好,《南燕北鷹》也好,內中許多內容,都是言不由衷的表達,實際上是我“雙面人格”的體現,也難怪當年農場的文友們、包括妹妹和未婚夫裴海榮,都將許多指責的文字附于長詩之后。當然,《南燕北鷹》也有它唯一的好處,那就是記錄了當年的兩位知青的不同尋常的愛情故事。

那年的2月,賢芳從海南回到廣州,準備北上上海登記結婚。穗強得到我提供的此消息,急忙趕到賢芳暫時的落腳處與之見面,與之交談。可見他是很重感情的。

          (二)

就在那一年的6月,張家也發生了一件大事。

1976612日下午355分左右,廣州長堤路318號,廣州市第二商業局及市百貨公司辦公與營業的五層大樓,因電梯工在大樓內用汽油洗滌馬達機件時,傳達員在旁邊劃火抽煙引進汽油揮發的氣體燃燒,起火點緊靠電梯間,烈火從電梯間三樓的位置燒進大樓。火災突然發生后,火勢很猛,濃煙滾滾,烈焰瞬即蔓延。!

火災發生后,市委辦公廳、警備區、市民兵指揮部、市財貿辦、建委、越秀區、海珠區以及公安、商業、文教衛生、供電、交通、民政、基建等部門聞訊后,由領導帶隊,出動人民解放軍、工人民兵、干警、醫務人員、機關干部、職工、院校師生和附近居民,共三千多人積極投入滅火和搶救戰斗。公安消防部隊出動了消防車19臺、消防船2艘。消防部隊趕到火場時,火勢已到了難以挽回的地步,當時有一兩百名商業部門的干部職工一手提著水桶、一手拿著“紅寶書”、高喊著“毛主席萬歲”沖進火場救火。那場大火造成了24人犧牲,其中男20人、女4 人;干部7人、戰士1人、職工15人、待分配學生1 人。事后,有12人被追認為革命烈士,這其中,有一位21歲的女英雄——張雪芬。

張雪芬是誰?正是穗強和穗芬的妹妹!

張雪芬的事跡,是如此介紹的:張雪芬,1972年從廣州華師附中高中畢業分配到廣州雄鷹糖果廠工作。工作期間,多次被評為廠的先進生產(工作)者、輕工業局“三八”紅旗手、治安保衛積極分子,先后擔任車間團支部副書記、股室團支部副書記、武裝民兵班副班長、工會組長。當天下午4時,張雪芬剛從軍事訓練場上返回工廠擦槍,忽然聽到警鈴聲一陣緊似一陣,窗外濃煙沖天而起,斷定是附近失火了,張雪芬同志高聲呼喊:“同志們,救火去!”她拿起武裝帶,第一個沖下樓梯。她一進火場,就搬運貨箱,完全置個人安危于度外。當時火勢很猛,別人叫她撤,但她聽說有一個檔案箱還在里面,又和一位干部沖了進去。大約在430分左右,當他們使勁往外推檔案箱時,五層大樓的絕大部分建筑物變形倒塌了……至晚上8時許大火基本撲滅,防止了災情擴大,保住了后樓價值二百五十多萬的商品倉庫、辦公樓和隔壁紅鋒旅店的安全。……

如今,哪里發生了火宅,救火的事,歸消防隊去做,然而,在當年,一般民眾,赤手空拳或提著一桶水,也會自愿或被召喚為保護國家財產而沖進火海。悲劇發生后,張雪芬被追認為革命烈士。當這消息傳到我們農場,我們都為穗芬失去親人而難過。而我,還是積習使然,再采用“階梯詩”的形式,寫了一首題為《張雪芬烈士頌》的長詩,送給穗芬。此詩最后是否落到穗強手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因為此詩,我與穗強兄妹的情誼更加深了一層。。

        (三)

197612月,妹夫到海南島探親;19771月,我探親回廣州,與妹妹和妹夫會合,再到上海、南京等地。這回,妹妹正式遠調黑龍江某農場。在南京期間,妹妹將《南燕北鷹》手稿給我看,內中附有不少海南農場知青以及妹妹妹夫的評語。于是,《南燕北鷹》又回到我的手中。與妹妹妹夫分手,從滬寧回廣州后,我與穗強再相聚,記得我們一起在中大校園漫步談心。我羨慕他能回到廣州,并能在中大讀書!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將《南燕北鷹》手稿交給穗強閱讀。穗強閱讀后,給我寄來讀后感,有這樣的話: “讀完《南燕北鷹》全文,內心悲喜交集,感慨萬分。一方面,我給予這對上海、廣州知青夫妻真誠的祝福和鼓勵;另一方面,又為他們的前途深感憂慮和惋惜。……”從這時起,《南燕北鷹》落到了穗強手中,并一直由他保管著。

1979年,我到了湖北省某中學教書。與穗強還有書信往來。19814月,穗強曾到上海公務學習兩周,期間,經我的介紹,他特地到裴海榮的上海家中探訪,受到裴家的熱情款待,并在裴家住了一兩天,認識了裴媽媽和裴海榮的六妹裴志華,了解到當時已在北大荒生活了幾年的賢芳夫婦一些情況。5月底,他到了南京,也是經我的介紹,拜訪了在南京工作的我的二哥陳賢杰。賢杰陪他游覽了南京長江大橋等景點。事后,他給我寄來一張與我二哥在長江大橋邊的合照,照片背面注明是“61日”。再后來,穗強在廣州的工作幾經調動,小家庭多次搬遷,1990年又舉家到香港定居,與我們一度失去聯系。

歲月如歌,時光到了2008年。那年的春節,穗強和我終于又聯系上了。我們在廣州的暨南大學見面,暢談別后30年的種種經歷。穗強不僅了解了我的經歷,也知道了賢芳他們的消息。知道賢芳到北大荒農場后,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17年。賢芳是農場科級干部,裴海榮已是農場場級干部;兩人均在當地完成了大學學業,屬國家干部編制,并具有經濟師的職稱。在19948月上海實施全面對外開放后,他們作為人才引進的方式直接從黑龍江農場調入上海。裴海榮目前是一家企業的老總;賢芳在牛奶公司任職六年,退休后仍繼續工作,從事質量教育培訓至今。穗強感嘆:在知青大返城后的十多年里,賢芳夫婦在北大荒又走過了一段多么勤奮艱辛的路程,回城后從頭再來,一路走到今天,不容易啊!當天,我們最多的話題,仍是當年“上山下鄉”的內容。

同年531日,應穗強的邀請,我到了深圳,與他會合,在某酒店住了一晚,再暢談“知青問題”。61日上午,我們一起游覽了荔枝公園,事后,我還填了一闋《感皇恩晨游深圳荔枝公園》的詞。詞云:“漫步荔枝園,聞名初到。五月晨光最稱好。果兒何去?恐被雪霜收了。但隨花草引,林陰杳。    川語魯音,行人滿道。簫管胡琴伴京調。湖邊歌舞,羨煞眼前諸老。來年妃子笑,應游早。”分手時,穗強與我約好,提供有關“知情問題研究”的論文,年底一起參加在上海舉行的國際“知青問題研討會”。

一個人的一生,可能會從事過不少的職業,別人問你是干什么的,你一般會回答你最主要的、工作時間最長的那工種。比如我,當過十年的知青,后又當了三十年的中學教師,別人問我的職業和身份,我當然會回答是“教師”,而不會是“知青”。五六十歲的中國人,很多都當過知青,一般人都將那“知青”當作曾經的身份,而不會在不當知青以后還稱自己是“知青”的。但是,也有的人屬于例外,穗強便是其中之一。六七十年代,他在海南島當知青, 1976年時回城,讀書,當教師。其后移居香港,當了報社記者、兼職教授、商會總干事等。但是,時至今日,穗強與人交往,尤其是與曾當過知青的人交往,必稱自己為“旅港海南知青”等。究其原因,年輕時的那段知青生活,令他刻骨銘心,知青情結無法減滅,以至數十年后,仍縈繞心間。參加上海國際知青問題研討會,也是這追求的體現。不僅如此,穗強還表示,待退休后,他業余的主要興趣,就是研究“知青問題”,與世界各地研究知青問題的學者交流。他的執著,令曾當了十年知青,也寫過一些有關知青文章和回憶錄的我十分感動。

其后,我寫了一篇題為《我所經歷和感悟的“上山下鄉”》,寄給組委會。1212日,“上海國際知青問題研討會”的負責人打來電話,說我的論文被專家通過,將安排我在會上作15分鐘的發言。但是,在200812月那段時間,我在城區買了一套二手房,除了房子裝修,在日記中還記載有這么幾件事。一是,每逢周二下午,堅持到老干部大學上課;二是,為孫中山研究會提供年會總結的資料;三是,《中山日報》發表了我所寫的三篇“走近孫中山”專欄的文章;四是,《嶺南詩歌報》第11期刊登了我的兩首詞;五是,123日上午參加了市詩社的理事會;13日,參加了市詩社搬遷辦公室的工作;六是,123日晚,在香格里拉酒店與從北京來公干的張天佑教授見面并共進晚餐,并作為作者之一,在與北京群眾出版社出版《跟隨紅軍長征的國民黨將軍》一書的合同上簽字;124日晚,在中山市興中體育場觀看了2008廣東國際旅游文化節暨泛珠三角旅游推介大會閉幕式大型文藝表演;……以上所列舉,無非是說明當時很忙碌。而1220日和21日,正是我市詩社和孫中山研究會的年會時間,我不能不參加,考慮再三,我只得回電話告知,上海的會議,就不能去了。而穗強,雖工作也忙,但也堅持參加了。在研討會上,他認識了國內外不少“知青問題”的研究學者,這為他日后繼續研究此課題提供了方便。

知青問題是否值得研究?我覺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鄉運動”,與中國的現代史、文革史密不可分,與政治緊密相連;即如“反右運動”,受害人眾口一辭聲討;但是,“上山下鄉”這運動,則出現了很奇特的后果:當事人有的痛徹心脾,恨它葬送了一代青年人的青春,十足的禍國殃民;而有的當事人,則高喊“青春無悔”,不時還要排演節目、舉辦文藝晚會,回味歌頌那“火紅的年代”,又或是不時組織“還鄉團”“返場團”,舊地重游,重溫舊日那“激情燃燒的歲月”……唉,是非曲直,真讓當過知青、現在仍健在的垂垂老矣的人們困惑,那么,后生一輩,更不知“上山下鄉”為何物,還嚷著要父母帶他們到鄉下,去看看山川,去嘗嘗新鮮。我想,或許若干年后,我們的史書就會記上一筆: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但“上山下鄉”是一場有益于幾千萬青年人的好運動……

    當今史學界,西施出生何處,陳圓圓葬在何方等也值得研究和爭論,發生在三四十年前的“上山下鄉運動”,為何不值得研究?為何不需要人研究?所以,當我的朋友張穗強先生致力“知青學”的研究時,我是理解和支持的,但是,我自己則難以全身心投入到此研究中了。

      (四)

2009年,“南燕北鷹”的后代裴小川因公干要到香港。我委托熟悉香港商界情況的穗強接待他。裴小川抵港后,第二天上午,小川即如約來到穗強的辦公室,他倆談了很久,使穗強了解了賢芳夫婦更多的情況。中午,穗強請小川在尖沙咀一家上海餐館吃飯,得知他已經大學畢業,并在一家上海外資集團任職多年,因工作頗有成績,已升任部門主管了,去年更已結婚,婚后與父母同住。裴小川個子不高,長得結實粗壯,給人樸實憨厚、誠懇大方的感覺,穗強說,一看就知道是在農場出生、長大的孩子。望著眼前這位曾與父母在北大荒度過不尋常歲月、在南北疆知青愛情下成長起來的知青后代,不禁心潮翻滾,思緒萬千……

在吃午飯的時候,穗強還特地復印了幾張《南燕北鷹》的詩頁,并把自己1977年曾為《南燕北鷹》寫的評論《我的偏見》,以及賢芳當年在海南東紅農場時的農友金一虹(北京知青)、張曉陽(廣西知青)1976年為該詩寫的評語之復印件,一并托小川帶回給他父母。此外,穗強還帶給賢芳一封信。信中有一段這樣寫道:“賢慶寫的《南燕北鷹》是一段歷史,也是一段情,是它使我認識了你和海榮,所以,我很衷情這段歷史,也很敬佩你們的忠實愛情和知青足跡。我會永遠祝福你們和你們的后代。”

穗強還寫到:“是的,《南燕北鷹》固然使我認識了陳賢芳夫婦,也讓我們敬佩這段少有的知青愛情,但它今天卻給我們留下更多的回顧,留下對‘上山下鄉’這段不尋常歲月更深刻的評價和總結。‘南燕北鷹’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上山下鄉’大潮中的一朵小浪花,它無疑是美麗的,幸而結局也是令人欣慰的。然而,同‘南燕北鷹’類似的更多知青歲月和知青結局,卻為當代歷史和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給人們留下難以磨滅的痛苦和辛酸。今天,當我重新讀起《南燕北鷹》,重新翻閱30年前為它寫的《我的偏見》,我內心又多了一份感慨,對上山下鄉和知青運動也多了一份認識,多了一份反思。”

我想不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穗強又提起了《南燕北鷹》,令我驚訝不已。驚訝于他竟然一直保留著那份詩稿,還有當年的農場文友們的評論文字!而《南燕北鷹》全詩以及當年文友們寫下的評語,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他現在寫的《與“南燕北鷹”的后代聚香江》和《我與〈南燕北鷹〉》兩文,也讓妹妹夫婦看過。妹妹夫婦在感謝之余,也對穗強在文中使用了“傳奇”“偉大”之類的字眼感到不妥,他們自認兩人的結合,不能稱“傳奇”,更不算“偉大”,所以給我打來電話,要作些修改。我覺得也在理,所以按她的意思做了。至于穗強當年的文章,為了保留歷史的真實,是不必再作任何改動的。其后,仍將這組文章弄到網上,也可給曾當過知青的朋友們提供一種回憶崢嶸歲月的資料。

四十年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產生了許多愛情悲劇和家庭悲劇,這為當今的電視劇編導們提供了許多實例,更提供了許多想象和虛構的空間。能如妹妹夫婦那樣,經歷了艱苦奮斗而有個良好的結局和歸宿,畢竟是不多的吧。我覺得,妹妹夫婦在艱苦的環境之中,自強不息,互相鼓勵,互相促進,充實自我,提高素質,譜寫了他們二十六年在南疆北國的奉獻以及后十余年回上海大展拳腳的人生樂章,這是更值得稱道的事,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亦不無借鑒作用。                                                                 

                             (五)

200910月,我陪同大哥到南京上海旅游探親。30日,我們還有南京的二哥二嫂都在上海妹妹家。晚飯后,忽然接到一個電話,竟然是穗強的夫人梁永坤老師在上海打來的!張夫人是一位電器工程師,來上海、常州等地公干,明天就要回香港,與妹妹打個招呼而已。永坤也是廣州學生、廣州知青,與我妹妹是同齡人,但一直沒有和我們見過面。妹妹和我商量,盡管時間緊迫、路途較遠,但永坤難得這時來到上海,最好大家能見上一面。于是,我們約她在莘莊地鐵站會面,我和妹妹去接她。在地鐵站接到永坤后,將她接回家,和大家見了面。永坤很健談,據了解她能文能武、能歌善舞,與我們一見如故,她想不到,在上海不僅看到妹妹和妹夫、小川夫婦,竟然還意外地看到我們三兄弟和二嫂!10點多鐘,她才告辭,由小川開車送她回所住的華亭賓館。這次見面,圓了我們一個心愿,也體現了穗強與我們之間的真情實意!

201112月,應好友黎秦云的邀請,妹妹妹夫飛到香港作一周的旅游探親。我與小女兒嘉慧也到香港,與之見面。1215日晚,穗強夫婦在香港某酒樓請我們吃飯。我們都很高興能在香港相聚。席間,穗強多次感慨:三十五年過去,與“南燕北鷹”喜相遇。

是的,三十多年前,南燕北鷹結合,大家都為他們捏了一把汗,想必他們會落得悲慘的結局穗強甚至還發出救救南燕北鷹的呼吁。然而,時代畢竟不同了,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只要胸懷理想,自強不息,提高素質,學習本領,即使在北大荒農場那樣的環境中,也同樣可以爭取和體現自身的人生價值的。在南燕北鷹結合后,他們又在北大荒工作生活了17年。當然,這17年,他們已經很難用知青這身份去界定了。但是,不管怎么說,他們在農場的時間,整整26年。

肯定有不少同齡人會惋惜:多慘啊,當了26年知青才能回城!不過,我們也可以想想,多少知青,下鄉或到農場八年十年,再回城后,生活工作又如何?缺少文化,缺少技能,年紀又大,只能蝸居在幾平米的屋子,干著粗重的活兒,匆匆結婚,匆匆生子,上贍老下養小,不數年,單位改制,最早下崗,或申領低保,或擺攤賣貨,……總而言之,知青群體的個人命運是多種多樣的。

穗強又提到《南燕北鷹》那份手稿,他說,現在,《南燕北鷹》的手稿在海南知青博物館中收藏,問我有沒有意見。我想,也好,留在我手中,我也不敢再翻閱,就讓那件文革期間知青上山下鄉的遺物,有個合適的歸宿吧。有可能會讀到那手稿的朋友,如果想關心“南燕北鷹”后來的命運,尤其是陳賢芳在北大荒農場如何工作和生活,他們又怎樣回到上海,回上海后,還有什么作為……所有這些,可以參看201110月,我們四兄妹合著的、由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的《賢聲》一書,內中收入賢芳多篇回憶性的文章。

      (尾聲)

歲月匆匆,當年的知青、文學愛好者,如今已到了花甲之年。在這退休在家而漸漸成為社會及兒女負擔的時候,如何安排我們的晚年生活,如何在離開人世之前活得有尊嚴有意義,這是每位老年人都會思考到的問題。

穗強是一位學者,憑著他對研究“知青問題”的執著,他是不會蹉跎歲月、坐待老去的。如今,他準備將多年來寫下的散文雜感等,匯集成書,便是積極人生的體現。我祝愿他在自己喜歡研究的領域中,會有新的突破,新的成果。

當然,也祝愿我們因長詩《南燕北鷹》帶出的四十年的情誼更加純潔牢固。

                                               20122月于中山市

             
此文選入《走出膠林》一書(張穗強著,2012年10月香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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